上篇我们讲到，保科正之凭借治理会津的出色政绩，被兄长德川家光视为最可靠的臂膀。

随着家光病危，幕府迎来主少国疑的危局：家光临终前破格赐予正之“萌黄色直垂”的特权，将其擢升为大政参与，委以辅佐幼主家纲的重任。

家光死后，正之联手越前松平光通震慑诸藩，雷霆处置挑衅的松平定政，更在由井正雪之乱与承应之变中果断出手，借机扳倒了武断派领袖德川赖宣，为家纲顺利继位扫清了障碍。

上一篇链接：周公辅成王？保科正之撑起德川半壁江山—松平氏会津藩（4）

然而，危机虽解，幕府积弊已深，如何扭转三代以来严苛的武断政治，成了摆在正之面前的全新考题。这位“会津宰相”又将如何推动幕府转型？

下面，我们聚焦保科正之的文治改革之路。

江户幕府的会津执权

我们都知道在江户时代前期当大名是很苦逼的。

一方面要遵守武家诸法度的限制，不得肆意妄为，然后还得承担幕府频繁地普请役和参勤交代任务，花费大量财力人力在这些事物上，如有不从那就得吃幕府的改易铁拳。

另一方面，所有大名都得祈祷自己精子活力旺盛，能生出健康长大成人的子嗣来继承家业，否则自己一死没有继承人的话，幕府直接没收你十几代人奋斗得来的领地，麾下家臣也得跟着一起下岗当浪人喝西北风去。

偏偏就江户时代那种营养水平和医学水平，别说大名了，就连将军绝嗣的情况都是比比皆是，你努力几十年没生出儿子，临死前才想起收养子就来不及了，幕府直接不认这种末期养子。

因为你想正经收养子立嗣要走的流程非常复杂。

确定好要收养的孩子后，必须事先向幕府申报并被承认才能作为嫡子获得继承权，如果是比御目见级别更高的国持大名家，其世嗣还必须进一步完成与将军的谒见才能被承认继承权，你觉得这孩子不中想要废嫡换人，也得向幕府提出申请获得幕府同意之后才能废嫡换人，新立的嫡子还得继续按上面的流程走一遍才算完。

在这套流程下你临时收的养子根本就不是正经世嗣，幕府会认就有鬼了。

幕府为啥对养子认定这么严格？

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晚期养子很难确定是当主的意思，碰上胆大的家臣直接暗杀家主，然后找个对他们有利的家主以末期养子的形式推上位，这不直接重演战国时代的下克上了？

但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幕府在削减大名的力量加强幕府统治上下了很大的决心，所以禁止末期养子也作为其手段之一被活用。（看幕府想不想整你）

从幕府成立到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统治下，因没有嗣子而被改易的大名家层出不穷，一度达到61家。

你说大名不会反抗吗？

那真是想多了，就不说幕府天领+亲藩+谱代大名那占据日本过半领地的硬实力了，此时的幕府直属旗本军的战斗力还没衰弱到后来那种地步。

随便镇压一个岛原之乱都能轻松调动十几万大军出征，你真当幕府七万旗本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所以在这些事实性削藩的政策下，大名们被整的死去活来的，整个江户时代发生的大名改易事件有一半都发生在前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

但到四代将军家纲继位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庆安之变和承应之变对于幕府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在前三代将军武断政治的影响下，这批有武力、战术和组织度的浪人如果被有心者组织起来推翻幕府的话，对于幕府的统治能造成直接的风险。

因此随着家纲继位后，政局日趋稳定尤其是以德川赖宣为首的幕府武断派被清理出幕政，进行幕政改革的阻力也消失了，幕阁中以保科正之为首的大老们开始对前代留下来的政策进行改变，放宽对大名的压迫。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放宽对末期养子的限制。

庆安4年（1652年）在保科正之的主导下，老中阿部忠秋推动幕府解除了末期养子的禁令。

有需要领养末期养子，幕府会派遣官员亲自到该大名的江户藩邸或者领国确认家主本人是否还活着，以及他自己的收养意愿，确认之后走一些手续就可以承认末期养子的继承权了。

另外对收养末期养子的条件也做出了规定，收养末期养子的大名的年龄为17岁以上且未满50岁，不在这个范围内收养的末期养子幕府也不认。

不管怎么说，幕府对末期养子禁令的放开确实客观上减少了大名因绝嗣而改易的情况。

而作为这一政策主要推手的保科正之也很快介入一个跟末期养子有关的事件。

宽文4年（1664年）保科正之的女婿，米泽藩主上杉纲胜在没有嗣子，也没有指名继承人的情况下于妹夫吉良义央在江户宅邸突然病死了，享年26岁。

上杉纲胜一死，米泽藩上杉家30万石的领地和家名面临着御家断绝的改易危险……

关键时刻上杉纲胜的老岳父，此时正执掌幕政大权，曾经推动放松末期养子禁令政策的保科正之出手了。

虽然爱女媛姬早早就去世了，但对于这个女婿+邻居的上杉家，老好人保科正之还是非常上心的，在他的四处奔走呼吁之下，幕府同意了上杉家收养末期养子继承家名的请求。

但是关于养子人选，根据《会津松平家谱》的记载，当时幕府大老井伊直孝试探性的提出，让上杉纲胜的小舅子同时也是保科正之的五子，此时没有领地继承权的保科正纯过继给纲胜作为上杉家继承人的方案。

遭到保科正之的拒绝，毕竟他出手帮助上杉家一方面是看在早逝的长女媛姬的份上拉这个亲家一把，另一方面也是不忍看到自室町时代以来的名门上杉家就此断绝的悲惨景象。

如果让自己的五子保科正纯入继上杉家，那自己之前的奔走反倒像是为了一己私欲而进行的了，以他的性格这种事他是干不出来的。

最终在保科正之的建议下，幕府接受了将纲胜的妹妹富子和高家吉良义央所生的长子，当时只有2岁的纲宪作为末期养子继承上杉家家名的结果。

但是代价也是很惨重的，跟领土大幅缩减的蒲生氏一样，上杉家也遭遇了执行减半的厄运。

在米泽藩的领地中，陆奥信夫郡和伊达郡的12万石、出羽屋代乡（现山形县高畠町）的3万石被没收，就留了置赐郡内的15万石给上杉家延续家名。

原本就保持了超大规模家臣团的上杉家在领地减半之后，虽然保科正之伸出了援手打算招揽上杉家臣来减轻米泽藩财政负担，但是大部分的家臣在这种危难的时刻依旧拒绝出奔，誓要与主家同进退。

保科正之估计也妹想到，自己这一次对上杉家的仗义出手，让追求义理的上杉家记住这份恩情记了两百多年，在幕末时代毅然出手拉了自己后裔一把……

所以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的。

除了放松末期养子的禁令，保科正之的另一项仁政是对禁止殉死制度的推进。

江户时代初期信奉忠义的武士们将为主君殉死视为最高荣誉，比如德川家光逝世之后，就有大名老中堀田正盛、阿部重次、内田正信三人为其殉死。

这种殉死之风来自战国时代家臣和主君人身依附关系的遗留，在江户时代初期殉死被视为忠义之道，很多藩采取了将殉死者的墓立在主君的墓旁，优待子孙等措施，这种优待措施等于变相鼓励藩士殉死，有的没那么忠义的藩士也都纷纷豁出去老命给自己肚子划拉一刀，为子孙博个前程。

另一方面，对于没有殉死的人则受到了世人的批判，比如家光死的时候，备受他恩遇的松平信纲就因为没有殉死而遭受龃龉，导致很多藩士迫于世俗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殉死。

但是殉死这种事情在信奉朱子学的保科正之看来那就是有小义而无大义，他自己在入主会津之后发布的藩政法令里就有专门一条禁止藩士殉死的政策。

但这只是会津藩内部的政策，其他藩国乃至幕府都有大量殉死情况存在，因此在他掌权之后立即开始在幕阁推动禁止殉死的政令。

在保科正之的推动下，在宽文3年（1663年）5月武家诸法度的公布的同时，幕府将殉死作为“不义无益”的禁令口头传达给了各大名家。

很快第一个违反禁令的出头鸟就出现了。

宽文8年（1668年），下野国宇都宫藩主奥平忠昌在江户汐留的藩邸病逝，作为忠昌的世子，其长子奥平昌能继承了藩主之位。

结果这哥们看老爹的宠臣杉浦右卫门兵卫在老爹死后还活得好好的，出口讥讽道“主君去世，你自己竟然还在世吗？”（这什么强盗逻辑），受到新君羞辱的杉浦立即剖腹自杀。

此事很快被幕府监视各国大名的目付上报给了幕阁，于是被幕阁拿来当了杀鸡儆猴的典型。

经过讨论，幕府将奥平昌能和杉浦的行为视为对幕府殉死禁令的挑战，尽管奥平家是跟德川家关系极近的御连枝家门（家康的外孙后代），但仍对其处以减封2万石，并转封到出羽山形藩9万石的处罚。

对于殉死者杉浦右卫门兵卫则直接把他嫡子给抓了斩首，通过这种严厉的手段来杜绝殉死的风气。

此事之后日本殉死之风大减，唯一一个例外是延宝8年堀田正信听到家纲去世的消息而自杀，这是有史记载的江户时代最后的殉死。

最终在天和3年（1683年），在彻底放宽禁止晚期养子的同时，殉死的禁令被编入武家诸法度，正式下达了禁令。

从政治角度看，幕府对殉死的禁止，否定了家臣和主君的人身依附关系，认为家臣应该侍奉主君的家族而非主君个人，是为了构筑幕藩体制下新的主从关系，绝对算得上是社会进步了。

另外保科正之还推动了幕府废除大名证人制度，停止从大名和各藩重臣那里征集人质。

根据自战国时代留下来的规矩，江户幕府建立后为了政权的稳定，强制要求大名及其重臣要向江户提交人质，大名本人的正妻和世嗣被赋予了在江户居住的义务。

但在江户初期还残留了战国时代下克上风潮的情况，如果只扣留大名的妻子作为人质的话，那万一那个大名家发生下克上的话，所扣押人质的价值就会消失。

所以为了加强控制力，各大名的家老重臣也一样需要提交人质给幕府，这个就叫大名证人制度。

随着幕藩体制趋于稳定，各大名家内部基本没有发生下克上的可能性。宽文5年（1665年），根据保科正之的建议，大名家臣提交人质的制度被废止了，但是大名本人还是该交人质就得交人质。

可以说保科正之时代废除证人制度被认为是幕府从武断政治向文治政治转变的过程之一。

除了武家政策的改变，保科正之在幕府民政上也非常有建树，他的政策很多都具有爱民属性。

江户时代初期受参勤交代政策的影响，全国大名都集中搬到江户居住，使得江户开始了巨型都市化的进程，人口增加的同时原本依赖天然河流供水的体系就逐渐不支了，江户民众的生活用水非常受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承应元年（1652年）11月，为了解决江户的饮用水不足的问题，保科正之推动幕阁发起工程，计划从多摩川开凿水道。

由老中松平信纲担任工程总奉行，伊奈忠治担任水道奉行，庄右卫门·清右卫门兄弟承包工程。作为资金，由幕府财政出资7500两动工。

经过近两年的修筑，这条水道最终完工并且在承应3年（1654年）6月开始向江户市内供水，江户町民饮用水不足的情况大大缓解，这就是著名的玉川上水。

主导工程建设的庄右卫门·清右卫门因其功绩被幕府允许姓玉川，并被命令担任玉川上水役。

另一件事也能体现保科正之的爱民属性。

明历3年（1657年）江户城突发大火，这场火灾先是从本乡丸山的本妙寺起火。

随后借助风力向神田、京桥方向熊熊燃烧，波及隅田川对岸最后蔓延到九段一带，导致江户城包括天守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被烧毁了，幕府花了足足三天的时间才扑灭明火。

灾后统计江户护城河内的几乎整个区域，包括天守在内的江户城、多数大名宅邸、市区的大半被烧毁，直接和间接死于火灾的民众数量记录为3万到10万左右。

不论是受灾面积还是死者人数都是江户时代最大的一次火灾，因此被列为江户三大大火之首。

火灾之后针对灾后重建，幕阁内部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优先把救灾资金用于江户城的重建，维持将军的体面，而保科正之则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优先把资金投入江户市区的重建和灾民的救济当中。

在保科正之的支持下，幕阁最终决定优先重建江户市区。

随着资金的投入，受灾的灾民被妥善安置救济，江户市区的民居建筑也开始重建，江户市区的街市也很快获得了复兴。

根据《家世实纪》的记载，在救济灾民的同时，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保科正之下令说：

“火灾时将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人视为与小偷同罪的死罪，如果看到捡到失物的人，可以当场将其斩杀并扔掉赃物如果有纵火的人，就用松明焙或火焙这样的酷刑来进行处罚。”

可以说，在死者多达十万余人的大火灾后的不稳定社会形势下，如果不严惩纵火犯和火灾场小偷，社会秩序就会崩溃，保科正之通过这种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成功重建了灾后的社会秩序。

同时为了防止类似火灾的出现，保科正之要求对重建的城市道路进行整备，主要道路的宽度从6间（10.9m）扩大到了9间（16.4m）。

另外，作为防火空地，在上野设置了广小路，新设了两国桥，在草坪和浅草开凿了新堀，致力于神田川的扩张等，提高了江户的防灾性，至此之后江户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的火灾。

在完成明历大火的善后工作之后，保科正之开始推行自己幕阁生涯最后一件大事。

宽文4年（1664年）在幕阁的要求下，江户幕府颁布对日本全国的大名一齐交付领知判物、领知朱印状、领知目录的法律。第二年宽文5年（1665年），对公家、门迹、寺社等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此次事件名副其实地确立了江户幕府的大名领知权和日本全国的土地支配权，同时也让已经长大成人的4代将军德川家纲在全国大范围的建立起了个人权威。

总而言之在保科正之掌权期间，其发布和推动的政策可以说是幕府政策从武断政治转向文治政治的重要开端，另外他在民政上也确实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称得上是少有的仁政。

因其扶保幼主的忠义和执掌幕政后的手腕，我感觉他都称得上是日本的周公旦了。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保科正之推行的基建工程、福利政策、灾害救济对策、城市整备计划等是建立在其兄家光留下的400万两财政储蓄的基础上才得以推行的，虽然客观上稳固了幕府的统治，但也几乎将幕府的财政储蓄消耗一空。

在储蓄被消耗完之后，由于缺乏货币的改铸等经济政策，幕府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陷入了财政困难的状况，这个局面一直到正之的侄子5代将军纲吉起用荻原重秀进行财政重建之后才获得改善。

不过总的来说，不论是兄长的托孤重任还是作为幕阁重臣的责任，保科正之都完成的很好，并没有辜负父兄和幕阁的期望，绝对称得上江户时代的明君名臣榜样。

随着侄子4代将军德川家纲的长大成人和亲政，年近花甲的保科正之也决定卸下重担，功成身退了。

坦坦荡荡见父兄

宽文9年（1669年）4月27日，保科正之正式将家督让给嫡子正经，并且逐步从幕政中退出，把大权交给了新崛起的酒井忠清、稻叶正则、板仓重矩等人手中，过起了隐居生活。

在正式卸任家督之位之前，他还办了件大事。

宽文8年（1668年）他在藩内制定了会津家训十五条，其中感念兄长家光的大恩，第一条就是：

“会津藩是应该守护将军家的存在，如果我的子孙后代背叛幕府和将军家的话，就算是藩内家臣也不能服从这种藩主”

并将此作为会津藩内的家训代代相传了下去，之后藩主、藩士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点，也算是作为家祖的保科正经定下的会津松平家家风吧，这种家风将让会津藩在幕末选择一条与主流逆行的艰难道路。

宽文12年（1672年）12月18日，在过了3年隐居的悠闲日子之后，保科正之在江户三田的藩邸去世。享年63岁。

因为他生前以吉川惟足为师学习卜部家神道，信奉和朱子学融合的神儒一体，比较排斥佛教，所以他的葬礼没有按佛教仪轨进行，而是神道教式葬礼埋葬，墓所位于福岛县耶麻郡猪苗代町见祢山，保科家为他建立的灵社号是土津灵神。

延宝3年（1675年），会津藩在他墓地隔壁建立了土津神社，将其作为祭神供奉。

自他之后，除了2代藩主保科正经以外，历代会津藩主都以神道教仪式祭祀，这点在崇尚佛教的日本诸藩里是比较少见的。

纵观保科正之的一生，真的就像看了一部小说一样，他个人的经历、德行和施政都符合儒家价值观里那种君子的标准，考虑到他自己是朱子学信徒，我们可以认为他一直在以君子的守则要求自己。

虽然出身贵种，但是自幼隐姓埋名和母亲相依为命的长大，也没有让他变得自暴自弃沾染恶习，成为保科家养子知晓自己身世之后，也没有因为自己和其他兄弟的差距而妄自菲薄愤愤不平。

不论是在见性院宅邸还是在高远城生活，他都根据自己的身份去生活、学习和做事，谨慎诚恳的接受自己的命运。

在得到兄长德川家光的恩遇提拔之后，他也没有以自己将军亲子、亲弟的身份为傲，而是满足于自己已有的身份和地位，不轻慢他人也不追求自己本应该获得的更高的地位和待遇，这点和从小被母亲惯坏的德川忠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江户时代的大名和幕阁重臣，他在治理领地和参与幕政上都表现出了极强的能力，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和能臣，其爱民仁义的属性非常明显，但又不妇人之仁，在需要的情况下也能施展雷霆手腕。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接受兄长的托孤重担，辅佐幼年的侄子继承大位，既没有觊觎大位的野心，也没有一朝掌权的跋扈，而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完成了兄长的重托，功成之后也非常洒脱的放权而去。

可以说，他对得起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对于母亲静，他为她颐养天年，死后都将她迁到身边又遵从母亲的信仰将她葬入佛教寺庙。

对于养父保科正光，他将保科家这个只是国人级别的小家族小大名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在自己归宗之后依旧保留保科苗字回报养父的恩义，还把保科家的家名让干弟弟保科正贞传了下去，保科正贞之后也被提拔成大名，家系一直延续到幕末。

对于亲爹德川秀忠，他也没有怨恨乃至不忿，而是尽了人子之义，按照秀忠的意愿美好的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兄长加大恩人的德川家光，他更是投桃报李，辅佐兄长治理国家，并且辅佐侄子坐稳了四代将军的位置，完成了兄长的托孤重任，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

对于早逝的长女媛姬，他也在媛姬夫家陷入危机的时候伸出援手拉了一把，无愧于两家的姻亲之好。

对于治下领民，不论是追随他脱藩到山形的高远领民，还是新领会津的领民，他都努力治理并且设立了诸多福利政策，在他治下百姓安居乐业，藩内财政充足，即使遭遇饥荒也基本没有饿死人。

对于一直以来追随他的保科氏家臣，他也不离不弃，原先保科氏诸家臣都作为会津藩的元老重臣世代享受俸禄和藩主的信重，一直持续到幕末。

对于被他治理的天下大名和万民，他也做到了宽严并济，对于违反法度的大名和百姓严厉打击，同时又积极改善大名的处境和百姓的生存处境，江户幕府在他治理下开始向文治政治转型，并在5代将军德川纲吉的时代走向巅峰。

唯一的污点就是白岩一揆时，他算计了希望能在他这讨个公道的白岩农民，这是他自身阶级和统治者地位所限的，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阶级身份而对他有太多苛求。

可以说他没有辜负所有对他寄予厚望的人，也很好的完成了历史转折交给他的时代任务，度过了功德圆满的一生，我愿称他为江户时代的武士楷模，真的可以坦坦荡荡的去见父兄了。

而会津藩也将在他的子孙带领下，进入新的篇章。

随着保科正之带着满身荣光归隐会津，最终以神道仪式入葬土津神社，他亲手定下的“藩主背幕，家臣可不从”的家训，也成了会津藩代代恪守的铁律。

可谁也没料到，这份为了保全家名、效忠将军的执念，会在两百年后变成一把双刃剑——当年他靠仁政收拢的民心、靠铁腕凝聚的藩风，最终竟成了会津藩在幕末逆流而上的底气。

为什么到了戊辰战争时，会津会成为倒幕派最难啃的硬骨头？保科正之留下的遗产，究竟是把家族推向了巅峰，还是埋下了覆灭的种子？

下一篇，我们接着讲会津松平家的百年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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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恶女于万作妖，终被三代藩主扫地出门—松平氏会津藩（6）